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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丨商隐社，作者
余扯淡，编辑丨齐马
前天下午，赵丽颖粉丝群的多个官方微博或大V被禁言，其中不乏有百万粉丝的账号。
起因是赵丽颖将出演电视剧《野蛮生长》并且再次二搭王一博的消息引发了双方粉丝不满，随后发生了“互撕”，大有发展成一场网络骂战的趋势。
甚至有粉丝称“把事情闹大才好呢”“各方混战，才能让你家工作室剧方看到隐患有多大”。
饭圈的疯狂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恰好撞在了整改的风口浪尖上。疯狂瞬间被碾压，“唯恐天下不乱”的粉丝群被禁言。
今年以来，饭圈的崩塌肉眼可见。
先是粉丝投入真金白银和情感扶植起来的精致偶像不断爆出丑闻，不仅道德存在很大瑕疵，吴亦凡之流甚至还走向了违法犯罪。
接下来，让大众忍无可忍的饭圈乱像终于遭到了大规模整治，人肉搜索、造谣攻击、网暴、互相拉踩、挑动对立、控制舆论等都成为重拳出击的对象。不少背后资本和平台的利益也被极大打压。
饭圈乱像，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可以招摇过市了。
曾经，追星意味着欣赏与喜爱，与偶像一起变得更好。但不知何时，挑战公众底线成了饭圈常态，最终只能走向被大规模整治的命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星本是个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媒介技术等的进化息息相关，但当追星成为一门生意，纯粹从逐利角度出发，又不被适当控制时，为恶就不可避免了，就会反过来侵蚀社会价值观，贻害无穷。
我们需要从更高的维度上了解追星从“镜花水月”到“一地鸡毛”的进化历程，才能看清饭圈崩塌背后复杂的因素，从而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度的思考。
商隐社今天出品的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但看完绝对会让你读懂饭圈崩塌始末。
1、追星狂热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高举双手、为偶像打call的粉丝文化，并不是现代文化独有的，自古就有之，而且那时粉丝们疯狂起来的无节操程度，比起现在也毫不逊色。
比如，古代形容男子貌美的成语“看杀卫玠”和“貌比潘安”就是以两位“当红男明星”作为典故。
卫玠晋朝美男子，才华风度都属一流，自小他所到之处就一定会被人瞩目，所以他常常要从围观的人群中奋力脱逃，时日一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乃至最后离开人世。
另一位男明星潘安在受欢迎程度上也是不遑多让：据传他年轻时，驾车走在街上，即便老妇人都为之着迷。而那些仰慕他的女子往往把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每当他回家之时都是满载而归，整车都装满了瓜果。
可见，追星和粉丝文化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只不过，经过多年的媒介和技术的发展，这种“传统艺能”也在起着肉眼可见的变化，进而在不同类型的人群之间引起了不解和冲突。
在年由赵丽蓉、蔡明和郭达表演的央视小品《追星族》中，就生动鲜活地展示了三代人对于明星的不同理解：
代表老一辈的奶奶对各式各样的追星词汇充满了误判和误解，她以为“四大天王”和托塔李天王一样是神明中的一位；“追星族”是少数民族中的一支；歌曲《星星点灯》是评戏的一首……
而父亲则对这类追星文化充满反对，认为对于明星的过度迷恋影响了女儿的学业成绩，因而直接明令禁止了女儿的某些追星活动，闹得父女相当不愉快。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期的著名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也有《心中的明星》这一集，讲述了家里最小的女儿贾圆圆沉迷于香港明星张国荣无法自拔，从而在家庭中引起了冲突。
可以说，八九十年代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为首的明星文化强烈冲击了刚刚开放不久的内地，使得以上场景在千家万户上演。这种有别于古代卫玠、潘安式的明星当然是近代才出现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引起不小的动摇。
、偶像=意识形态的年代
要搞明白这种冲突从何而来，首先要明白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明星”究竟为何物。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明星”恰恰是和近现代的文化娱乐工业同步出现的：19世纪末0世纪初，当电影产业刚刚开始发展并运作之时，同这种娱乐产业捆绑起来的明星也就应运而生了，好莱坞女演员佛罗伦萨·劳伦斯正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第一个电影明星，她后来也被称为“电影明星始祖”。
进入0世纪的中下业，随着唱片产业的兴起，与以摇滚乐出现为标志的流行音乐文化的出现，娱乐产业越来越丰富，应运跻身明星之列的人也越多。
随后，跟着电视机在家家户户的普及，电视明星、摇滚歌星、电影明星纷纷冒头亮相，而一个个庞大且每个环节都严丝合缝的产业也都逐渐成型，人类正式进入一个全民娱乐时代。
但在中国，为什么到了八九十年代，依然会有老一辈把明星偶像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呢？
因为中国的偶像发展史和其他地区略有不同。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明星并非是稀缺产物，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战士王成，到频频在荧幕上出现的歌手贾世骏、郭兰英，都当得起“明星”的称号，但第一个有着稳定“粉丝群体”的明星，可能是另一个我们熟知的人：雷锋。
这是第一个明确“向他学习”的全民偶像。年初，乐于助人、勤于做好事的雷锋牺牲不久后，他生前所写的《雷锋日记》被公布于众，《人民日报》刊登雷锋日记摘抄和评论员文章。
不久后，应《中国青年》杂志社之邀，毛泽东主席挥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毛泽东题词。自那之后的每个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也就是在这之后，雷锋那身着一身军装的标志性形象，他的好人事迹和日记语录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你可能不认得自己周围的每个邻居，但你不会不认得雷锋。
这或许是在80年代港台明星“入侵”之前，参与度最高的一次“追星”和规模最大的一个“粉丝团”，虽然它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娱乐产业为根基的追星运动，但是使这场运动成为可能的，同样是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等传播媒介。
雷锋精神，也高度代表了建国初期那种，朴素而又热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无私奉献价值观。
不过，雷锋之后的第二个全民偶像，则和娱乐产业接上轨了，它标志着集体主义的退潮和向个人的回归，而标志着这个现象的偶像，叫邓丽君。
3、邓丽君的歌，费翔的颜
时间来到上世纪70年代，在某部队的文工团，女兵萧穗子正和她的朋友们在房间里偷偷试穿着从广东买来的新式衬衣和紧身牛仔裤。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文工团小号手陈灿，他带来了一个比砖头还大的黑色录音机，神神秘秘的把一盘磁带放进收音机，按下开关键，一段甜美温柔的歌声传了出来：“爱的日子里，让人难忘记”，这首歌就是邓丽君的《侬情万缕》。
这是电影《芳华》中的一个镜头。在那个年代，除了样板戏和红歌，软绵绵的情歌都具有“腐蚀性的作用”。借用80年代的特殊书籍《如何鉴定黄色歌曲》的描述：
“糖衣裹着的毒药，就是让人们在甜蜜的愉快中吸收它的毒性；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然而，“黄色歌曲”也阻挡不了人们对这个甜美女声的向往，和一听再听的渴望，即便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声音的主人长相到底是什么样。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歌曲和偶像也可以十分个人化，是能诉说感情和思念的，而不仅仅是口号和标语的代名词。
这份通过磁带和收音机传来的歌声和悸动，比国外已经晚了整整几十年。
随着电视机由黑白到彩色的递进，和在全国各地的铺展开来，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综艺节目。
也正是这个时候（80-90年代），百姓生活的富足和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娱乐产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抬头，人们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语境下的明星和偶像概念。
在电视上，偶像可以伸开腿脚，释放自己十足的性吸引力——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费翔。
年，来自台湾地区的中美混血歌手费翔在回大陆探亲时主动联系了电视台，作为台湾歌手代表登上了当年的春晚表演来宣传两岸联谊。虽然具有政治色彩，费翔却因为俊美的形象和帅气的舞蹈动作，像“熊熊火焰”温暖了亿万女性的心窝，被视为“白马王子”和“梦中情人”。
费翔的走红，似乎是二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摇滚歌星“猫王”的一个缩影：二者都有着姣好的面容，都通过电视成名并最终风靡全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次扭胯都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看得台下的观众们心跳不已。
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代表着私人情感的回归，那么以费翔为首的明星偶像则开始以面容示人，把听众和观众结合在了一起。人们喜欢偶像可以是喜欢他/她的歌，更可以是喜欢他们的颜，明星第一次和性吸引力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风潮一旦开了头，接下去就势不可挡了。
4、榨干自己，也只见了刘德华一面
90年代，港台明星开始大肆“入侵”大陆，小虎队、四大天王、张国荣等明星在民间，尤其是学生群体中扎根发芽，一时间“追星”成为新的时髦。这也就出现了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老一辈对这些风潮无法理解，但年青一代对这些明星热情难退。
港台文化进入家家户户后，改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那时没有网络，年轻人便到处搜罗杂志和海报，贴满房间墙壁。
一本杂志，关于偶像的内容只有寥寥几页怎么办？他们就开始剪报，把偶像相关内容剪切下来集中整理收藏，一本本自制的写真集可谓是他们最珍贵的宝贝。没有社交软件，粉丝向偶像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往往只能通过信件。白纸黑字中的崇拜和爱慕之情，真挚又热烈。
不仅家庭生活开始改变，年轻人的行为模式也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港台剧的热播，他们开始学习电影明星讲话，新的流行词汇也开始涌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一辈家长接受不了孩子们满口的“哇塞”和“哇靠”，不少家庭战争也因此而起。
可以看出，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追明星都是一个单向的行为。观众们被动地接受偶像的一切信息：照片、海报、音乐、电影、新闻资讯……
那时候的粉丝不像现在，并没有左右明星的“生杀大权”，他们只能选择接受娱乐公司所营造出来的形象。粉丝也还未能形成规模化的、有组织的群体性力量，他们可能会购买磁带光碟，但是能在当面见到明星的也是少之又少，他们只是“受众型粉丝”。
这时期最著名，也最骇人听闻的后果当属年的杨丽娟事件了。
这或许是一个受众型粉丝的极端案例。杨丽娟是香港明星刘德华的超级粉丝，年的某天晚上她梦到了刘德华，从此开启了她对刘德华的疯狂追星之路。杨丽娟的父亲为了实现女儿能见到偶像的愿望，不惜卖房、卖肾，直到年3月6日在香港跳海自杀，而这件追星事件也在这时达到了争议的顶峰。
杨丽娟对刘德华的感情就像是一块扔进深井的石子，一直垂直地单向下落，却得不到偶像的任何回音。
她的愿望是“见到刘德华真人，而且希望能够有一个短暂的交流，以便将自己的梦境说给刘德华听”。但这在受众型粉丝时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份无回音的情感最终逼疯了杨丽娟，惹怒了溺宠女儿的杨父，这才最后有了那场跳海自杀的悲剧。而闹出如此大动静的杨丽娟，最后也不过只短短地见了刘德华一面而已。
可以说，那时候的明星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星”，他们高高在上，接受粉丝的顶礼膜拜。
“四大天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所有人一种美好的幻想。90年代，正值国企改革和企业重组，大批工厂的工人下岗，引发了一轮巨大的“下岗潮”，那时候很多人都处在生活举步维艰的情形中，更没有心情和闲暇去谈什么情情爱爱了。
当刘德华高唱“给我一杯忘情水”的时候，“忘情水”“失恋”“前女友”在当时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情感。
当时的香港处于97年回归前夕，内地对香港的认知通常还是和“先进”“发达”“高级”画上等号，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有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分工、市民文化。
所以四大天王和香港黄金一代的作品，不论个人情感、职场文化还是人生感悟，都大获成功，既有职业化的文娱产业原因，也因为他们提前把现代都市人的感悟科普给了刚刚开启城市化的内地乃至整个东南亚。
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了1世纪初期，年的4月1日，香港明星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的4楼一跃而下，成为香港娱乐圈一个历史悲剧。同样和张国荣一同消逝的，是香港娱乐产业在国人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直到目前，每年4月1日，网络和线下都会有大批的歌迷粉丝进行集会，以此追悼张国荣的早逝，而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像张国荣那样富有影响力且代表黄金一代的香港明星早已成为过去式，人们所悼念的不仅仅是张国荣，还有那个黄金年代的香港。
以惊世骇俗的“张国荣自杀事件”为标记的年，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内地的电视台，娱乐产业逐渐成熟发达，手机短信、电脑网吧在大城小镇普及开来，更别提彩色电视了。
也正因为这些变故，选秀节目有了群众和物质的基础，并逐渐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个阶段，“粉丝”这个群体开始形成，并慢慢呈现出其疯狂和能量。
5、粉丝可以决定偶像命运的时代来临
什么是选秀节目？明星自然不会去参加选秀节目，因为选秀节目本身就是产生明星的。我们在选秀节目中看见的只有草根，也就是和你、我、他一样的普通人。选秀节目仿佛在说，你看，你也可以成为明星。
因此，在《超级女声》的家长寄语环节，那屏幕上一个个生涩且口音浓重的面孔，让大家唤起了对自己父母的回忆。也正是这些接地气的环节，使得以《超级女声》为首的选秀节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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