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辉煌—我曾并不知晓的家族史
原创：编者憨整重庆故人旧事前天
曾经的辉煌——我不曾知晓的家族史
作者山月
年，随着父母亲的先后去世，悲痛之中，我开始整理他们留下的遗物。令我意外的是，在整理父亲（继父）留下的大量书籍、笔记和有关资料中，我发现他还保留下了在文革“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写的“坦白交待”的材料。
翻阅父亲的“坦白交待”，让我 次知道了我们晚辈不曾知道的熊家史——四川宜宾的五位姑表兄弟，从20世纪20年代始，是如何借鉴西方工商文明，艰苦创业，在中国大西南深处的宜宾、重庆，创办起了重庆 个跨国的工商企业——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一发现让我对“黑五类”长辈们的过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的生父家族及继父家族都曾是大富大贵人家，他们究竞是靠“剥削”而来？还是靠创业、奋斗而来？
带着对家族长辈们的疑问，我又去翻阅了亲生父亲的大哥杨伯庸留下的生父家族的回忆录及有关资料，还有母亲留下的我的外祖父辜云若（清）的山水画作，我突然发现，我们曾经如此不堪的“黑五类”家庭，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竟创下过全国三个“ ”，重庆三个“ ”的业绩，而这些业绩，让我们后生不但洗刷掉因为前辈们曾经的“黑”长期背负的羞耻，反而为老前辈曾经的辉煌感到骄傲：
我的外祖父辜云若（清），江苏苏州人，又名培原公，号云迂，清朝廷命官，派四川成都就任。擅画山水，其中的一幅山水画作，于年（甲寅冬）在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一等、银奖，是中国画家首获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一等、银奖的人。
我的继父父亲熊郁村，年10月，与四位姑表同堂兄弟从宜宾开始创业，从小到大，从宜宾到重庆，至40年代时，创办起了重庆 个跨国的工商企业——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百货公司前身）。
我的亲爷爷杨芳龄：年，因挽救重庆一次危机，刘湘要奖励他两万大洋，但他用这两万大洋，与刘湘一齐邀请了一大批军政、教育、财经、实业各界有威望的人士联手创办起了重庆 所高等学府——重庆大学。
我的母亲杨茂模，年11月29日，当国共两党政权更迭时，在缝纫机上制作出重庆 面五星红旗。上午10点30分，在广益中学运动场的旗杆上，这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当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年1月，宝元通又成为 家由股份制企业转为国营的企业——重庆百货公司。
我的继父熊小凡：于年在《红岩》文学刊物上，推出获得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在20世纪，我的祖父三代创下三个全国“ ”，三个重庆“ ”的伟业！
一、中国画家 次获得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上一等、银奖的人。
外祖父辜云若（清），出身去世时间不详。江苏苏州人。又名培原公，号云迂，清朝廷命官，派四川成都就任。擅画山水。甲寅冬（年）在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上，辜云若先生之画获一等、银奖，是中国画家 次获得此奖的人。（简介来自八益拍卖公司）
倚树听鸣泉
附文陈滞冬：《四川画派一百年（九）》
清代四川虽说画家甚多，但几乎乏善可陈。延至民国初年，因为社会的变动，画家受社会新思潮的刺激，作品亦开始变化，逐渐从清代绘画了无生气的陈套中脱出。年以前，在四川绘画界享有盛名的画家中，以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最早出现的名家有辜云若（培原）、马骀（企周）、张晖（霞村）三人。辜云若以山水画名世，画风简淡，笔墨颇受清代画僧担当的影响。年，黄宾虹游蜀后画风陡变，一方面是他受到四川山水的熏陶，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是他受到辜云若山水画法的启示，从而迅速从四王的习气中脱逸出来。正如西哲所言，对于艺术变化的 刺激，来自前人创造的艺术品。我们现在谈论绘画的时候，多受“写生”一词的误导，以为只是一个有无“生活”的问题，好像画家从来就没有生存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其实艺术创造最重要的是一个“形式”，而形式是一种思想资源，黄宾虹山水取法于辜云若山水的事实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张晖长于花鸟画，是四川较早受到海派画风影响的人，成名较早，活动的时间长，其艺术影响及于60年。
年9月24日雅昌拍卖网发出的拍卖辜云若画的信息及艺狐在线上发出的拍卖辜云若画的信息。
二、我继父的父亲，熊爷爷熊郁村，年10月，与四位姑表同堂兄弟创办起重庆 个跨国的工商企业---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10月，四川宜宾人肖则可，约了同堂兄弟肖雨声及熊荫村、熊郁村、王敬初等五位姑表兄弟，集资两银子合伙做土铁（农具原料）、铁锅、小五金生意。他们往来宜宾、泸州之间，从“跑江边”生意兼小铺面买卖开始创业。当时，没有招牌，没有号志。由肖则可、熊荫村负责到产地进货。常是搭船去，走路回，在沿江场镇一路把货卖出去。这叫
“勤跑、快销、短转转”。由于货真价实、信誉很好，生意一路红红火火，到年年终结算时，资金由原来集资的两银子，积累到多两。
因他们曾看见外国人，经数万里来中国通航蜀道，做大生意而数十年不衰，就是因为西方各国的富强受惠工商。反观中国之所以落后西国，皆源于工商实业的不振。由此，他们产生了“实业救国”的理想。有了共同的信念和追求，五位姑表兄弟精诚合作，兢兢业业，很快，生意就发展起来了。
年，他们租下一间较大的铺面，扩大经营面积，增加商品销售的花色品种。就在所租门面平整地基时，意外挖出一枚铸有“开元通宝”字样的古币，他们从中获得灵感，“宝元通商店”的招牌就由此而来。
他们在最初生意的基础上，增加了 、香烟等代销品种，还随着利润收入增多，又开始在宜宾、南溪、江安等地开门市试销百货、布匹，结果，顾客盈门、生意兴旺，大受老百姓欢喜。后来，他们又在南溪、江安设立宝元通的分支机构：宝元南号、宝元江号。又在上海设庄号专门采购百货、布匹，广大门市货源，提高商品挡次。
发展起来的宝元通，又有了新的经营想法。他们观察到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因人私其财，资本家渔利剥削，结果是贫者益贫，富者日富，贫富不均。如果宝元通也这样，按旧式合伙生意，少数人牟利，即使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终久难免勾心斗角，四分五裂，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造福社会。正是深感“以少数人牟利之企业，终不可期其久大。欲以实业救国之举，而见诸于行事，措诸天下”。年，宝元通提出“有饭大家吃，工作共同干”的合作口号，并将“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作为宝元通号训。为了堵塞为私的漏洞，他们对新员工提出“若为发财而来，你就错了”的口号。还正式规定宝元通职员：不许私人买田地，置房屋；不许做私生意发财；不许向号外存款、打会；不许私人买卖黄金、美钞。以鼓励职工忠于团体事业，保证一心一意为企业、为民族经济的壮大而刻苦工作。有了这样“大公无私”的企业理念，宝元通在“发展事业，服务社会”到“发展民族经济为 ”的奋斗目标下，企业突飞猛进。
年，宝元通开始扩展经营规模，从川南一隅走出去，在泸州建立起宝元泸号，又在重庆、成都、乐山等地都设立了庄号，在川南及成、渝、泸等主要集散市场都设立起了机构，经营规模越做越大。宝元通还制定出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宝元通 个组织大纲”：确立“根据社会进化原则，合作方式，由股东职工共同组织之”的原则。到年，宝元通成了川南工商界之翘楚，为继续发展壮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年，国民党中央势力渗透四川，结束多年来军阀割据的局面，法币代替了地方卷，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币制。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商业、金融业相继在重庆设立机构，四川和全国市场日趋紧密。宝元通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在重庆建立起宝元通总管理处，将企业发展的重心从宜宾转移到了重庆。
重庆总管理处建立后，他们又迅速开拓重庆百货批发市场，派人到沿海一带考察生产企业，扩大进货渠道，与天津、青岛、上海等10多家大型国货厂商，及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等签订产品的经销、代销合同，成为西南和四川 经营的总经销商。
听我奶奶说过，其实，早在公元前年，中国商人就与各国有商品往来了。他们出使西域，长途骆运，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金银器等商品，经东亚、中亚、西亚，卖到地中海及欧洲各国，又进口欧亚各国的商品做生易。后来的汉、唐、元、明、清各朝代也都与西域各国交往频繁。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中国古代的几个盛世。宝元通就是看到自古以来中外贸易能让市场更加繁荣，所以才走出国门不断扩大进货渠道和经营范围。
年，宝元通公司经理肖则可、熊郁村独资捐资修建的宜宾钟鼓楼。
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宝元通面临全国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非常时期，宝元通凭借大后方优势，对企业整体进行大手笔撤并新建。对商业企业，采取紧缩内地开辟外线业务营运。在省外建“号”，在国外成立“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就地展开购销业务，加速资金周转，同时为国内大后方采购货物。
因大后方物资供应困难，宝元通又加快生产企业发展步伐。年又成立了“宝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我爷爷熊郁村任总经理，专门负责企业生产的扩展。正是宝元通在战争环境中挣扎图存，又有公而忘私、不怕牺牲的数百个职工在战火前线的边缘，组织抢运商品；在日机狂轰滥炸的后方，坚持营业，最终保障了大后方的商品供应。让宝元通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不仅生存下来，还有所发展。贸易业务不降反升，还从国内市场跨入国际市场。
年10月，宝元通又成立国外贸易机构，到缅甸、印度去做生易。年，宝元通还制定了国际贸易人才“布在战时，用在战后”的用人计划。
年3月，宝元通又成立了“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业务：联络英美厂商，探询南洋贸易，联络国内南洋侨商，购买物资内运（进口）；又对外出口中国生丝，麝香。抗战结束，宝元通已奠定了经营国外贸易的基础。
年1月，熊郁村病逝。8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香港作为英殖民帝国下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已是远东贸易中心。也是我国输出物资获取外汇的一个较好窗口。为了适应战后的需要，年5月，宝元通又改组成立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立案，正式取得法人地位，使之获得公司法的保证，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转型。按公司组织大纲规定，宝元通 权力机构是股东职工合组的代表会，是劳资一体的组织。此时的宝元通已是全体员工所有。
后来，他们又在香港设立宝元通发展国外贸易中心，开办与印度、英国、美国各国的国际贸易，结束印度贸易公司，资金全部转移至香港。到年底，香港宝元通国外贸易公司因采取了“稳扎稳打，随机应变”的对外 略，它很快成为信誉卓著的企业。
抗战之后，宝元通又提出“经营贸易从事生产为业务，发展民族经济为目的”的目标；确立“根据社会进化原则采用合作方式”的组织形式；继续倡导“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的团体精神。
年，宝元通开始进入京沪市场，在南京设立了分公司。同年，又将宝元通上海分公司扩建为批零兼营、进销结合的机构。为适应业务重点转向华东的需要，宝元通又扩大了成都分公司为川西贸易业务的重要据点，收缩江安、南溪、昆明、贵阳分支机构，以集中人力、财力逐步向全国大城市扩展。
在扩张国内市场的同时，宝元通又不断开辟国际市场，在香港建立起对外贸易公司，将对外贸易的重心从印度转移到香港。年，宝元通又在巴基斯坦设立分公司，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把国际和国内贸易联系起来。由于宝元通在国内外市场信誉卓著，资金周转得到香港中国、汇丰、上海等商业银行支持，为宝元通加快国内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8年抗战后，中国又很快爆发了国共两党战争。内乱导致国统区币制迅速贬值，致宝元通的业务经营遭受重重困难，人心惶惶。年危难之际，宝元通为求得企业广大股东精诚合作、共渡难关，总管理处先后多次函告各分支机构，阐明团体应付当前危局及对未来的筹划。以稳定人心，携手共渡难关，使“现在拖得过，将来站得起”。
由于“团体精神”是宝元通一贯的企业文化，在局势急剧变化的国情下，总公司的努力，使各地分公司的骨干人都坚守了岗位，职工中的不安情绪和混乱思想也都逐渐趋于平静。
年5月某日，宝元通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第二天，《世界日报》报道说：“宝元通是一个根据‘经济社会化’的理想而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在它事业内部是民主的、劳资一体的、平等的、事业公有的，可谓完全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其中没有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只有事业的目的与理想。”
三、年1月，宝元通成为 家由股份制工商企业转为国营的企业——重庆百货公司。
年新中国建立后，宝元通又主动靠拢共产党，主动变“股份”为“国营”，将一个艰苦创业30年的企业，交给了国家？为什么？这正是他们的“乌托邦”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不谋而合的结果呀。
之前，宝元通通过共产党的宣传，已预感到国民党难于收拾局面，共产党可能夺得政权，早在年，宝元通就讨论酝酿过何去何从的问题。此后，宝元通曾派时任重庆宝元通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凉尘，三次到香港与民主建国会带头人之一的章乃器接头，他们进行过交谈。黄凉尘问章乃器：宝元通将来的出路何在？章乃器说：你们要靠拢进步力量。黄凉尘将章乃器的指点带回重庆，于是，宝元通主干人对靠拢共产党的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年3月，再次派黄凉尘到香港见了许涤新、夏衍，了解到当时的局势变化和明确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5月，黄凉尘从香港返回重庆，带回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文中，虽然明确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但又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提出：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正是毛主席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使宝元通下决心靠拢共产党，变宝元通现代股份制工商企业为国营企业。
年8月，黄凉尘又一次肩负宝元通转向国营企业的使命，经香港赴北京，会见了黄炎培、章乃器先生。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他们对宝元通转向国营的要求表示赞许，并由章乃器代表宝元通向陈云提出转向国营的申请。不久，章乃器告诉宝元通，中央财经委员会原则同意宝元通转向国营。11月，重庆解放后，章乃器又告知宝元通，在重庆向西南财委申请，再办具体事宜。章乃器同时给西南财委秘书长、西南财贸部副部长和川东行署财委副主任分别写了信，告知中财委的原则同意意见。章乃器还向西南的同志表示，在政治上他对宝元通负完全责任。
于是，宝元通代表向西南财委作了详细汇报。1月25日，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并宣布西南财委于年1月正式批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国营，改名为“重庆百货公司”。2月，宝元通在重庆、成都、宜宾、泸州等地的公司都转变为国营百货公司，宝元通的在职职工也随之转成国营职工。自此，西南地区有了 家国营百货公司。宝元通也成为 家由股份制企业转为国营的企业。随后，国家外贸部又将宝元通在香港的资产转入了一直有经济交往的，有共产党背景的华润公司。
年，我爷爷病逝后，四爷爷熊荫村担任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直到共产党建国后。
年，在“五反”运动中，四爷爷被人污陷，说以他为主谋，勾结本市百货业、绸布业奸商，分别组织盗窃集团，大量盗窃国家财产，被列为完全违法户，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免予执行。在蒙受巨大的诬陷后，年，四爷爷绝望的 身亡了。我奶奶说，宝元通本来就是他们5位姑表兄弟创立的，在私有社会里，他们都建立了一个人人是股东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司，解放后，为了彻底实现“乌托邦”的梦想，他们主动将宝元通交给国家，变股份制工商企业为国营，怎么还会“组织盗窃集团，大量盗窃国家财产”呢？这不是对人的尊严、人格的极大侮辱吗！
年，监狱通知家属说熊荫村在狱中 （存疑）。直到80年代，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才给我四爷爷熊荫村予以平反。
四、年，我的爷爷杨芳龄，与刘湘联手创办重庆 所高等学府——重庆大学
我的亲爷爷杨芳龄出生于年（清光绪20年），祖籍江西吉安，幼年时随母亲到重庆。他自幼聪颖好学，从私塾考入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在重庆创办的广益书院，再随书院的演变，进入南岸广益中学，是广益中学第五届毕业生。后由英国教会推荐，赴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年至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教育学，未及毕业，即回国在广益中学任教英语，同时担任教务主任。
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并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一天，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广益中学学生出于爱国主义义愤也群起响应，形成学潮，罢课，要求驱逐洋人校长。基督教四川公谊会被迫改换校方领导，英国人校长陶维新解职离去，由杨芳龄接任广益中学校长。接任后，杨芳龄逐步将一所教会学校转变成了私立中学。
年，杨芳龄为了逐步扩大学校规模，邀请了军政、教育、财经、实业各界有威望的人士为校董，成立了 届校董会，办学经费除了收高额学费外就是校董会筹集。在此基础上，又办起了高中。尽管经费仍然有限，还是拿出很大一笔资金用于学校建设，新建房舍，安装电灯，购置仪器，成立图书馆，劈山平坝，扩大运动场……。逐使广益中学至抗日战争中期，成为当时重庆设备和环境 越的学校之一，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人左右。
民国二十二年春季广益中学全体教职人员， 排居中为杨芳龄夫妇。
学校硬件上去了，杨芳龄也深谙“良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之道，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建成 的学校，必须要有 的教师，才能培育出品学俱优的 学生。因此，他不惜重金聘用高水平教师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杨芳龄还实施中英文双语教学。
学校对学生的学籍、生活与学习，也都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正是这种培育英才的办学理念，广益中学成绩卓著，重庆历届竞考、会考，广益中学均名列前茅。其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多在80%以上。
除了教学外，杨芳龄还制定了“五育并举的教学方针”。五育指：德、智、体、群、美。尤其在体育方面，他大力发展广益中学重视体育运动的传统，校内有足球、篮球、网球、棒球场，还有游泳池和健身房。
杨芳龄还制定了校训：“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教学宗旨是“为社会造就真正人才，作不朽之事业，以求适应今后国家之需要。”
早在年，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曾嘉誉广益为“江巴学校之冠”。母亲说：从广益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许多成为了政治家、教授、专家、学者、翻译，甚至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
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杨芳龄仍坚持五项办学方针：竭力为老师与学生创造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不允许一切党派进入学校；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支持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群、美五育全面发展；学校领导深入教学 线，亲自授课。
正是杨芳龄在抗战时仍坚持五项办学方针，使广益进入鼎盛时期，建起了小学部、中学部，高中部。到抗战结束，杨芳龄还筹备要建一所高等学府。当时，广益与重庆的清华、南开中学齐名。杨芳龄还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像南开、清华那样把中学办成大学先修班，应试机器，全副精神就只为高考，而应该全面育人。为此，广益中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培养 人才的摇篮。时至战后，广益中学桃李芬芳遍及世界。
在学校背靠的南山之巅的那座文峰塔，杨芳龄视为象征文化、文明、文雅之高峰，因此，杨芳龄又将文峰塔作为广益中学的象征。
杨芳龄不仅将广益中学办成抗战时期大后方培养 人才的摇篮。更传奇的是：年，四川曾发生过一起“万县惨案”，就在惨案后，我爷爷为重庆留下了两块功德碑。
年9月初，一艘英国商船，在长江万县水域不理睬航标指示，蛮横地高速航行，浪沉了我们一条木船，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为此，军阀割据川东万县的杨森，下令扣留了几艘英国商船。9月5日，3艘英国兵舰采取报复手段，炮轰万县长达3个小时，屠杀我多同胞。这就是历史上震惊全国的“9·5万县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舆论沸腾，重庆各界群众愤怒震天，有人蕴酿罢课、罢市、焚烧洋货、断绝给一切外国人的生活品供应，甚至还有人主张杀洋人、烧教堂……等报复行动。
消息传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遂命令他在长江游弋的舰队，共计十多艘，飞速逆江而上，驶抵重庆，封锁长江，包围了渝中半岛。此时，群众愤怒滔天，又正值中秋节，在江边玩耍的小孩，点燃鞭炮向停在江边的英国兵舰甩去。想不到，尖锐的矛盾一触即发，英国人随即脱掉兵舰上的所有炮衣，对准市区……一场比万县惨案更加严重的灾难即将发生。情况万分危急！主宰重庆的督办刘湘此时却六神无主，全城随之陷入紧张状态。此时的北洋政府，也不敢过问英国人的报复行径。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刘湘的“高级政务官员”李公度坐着大轿来到都邮街杨芳龄住宅。刚下轿，正好碰上杨芳龄母亲领着孙子去教堂避难。
李公度上前说：“杨伯母，我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求见芳龄兄，请你亲笔写个字条把他接回来。”
杨芳龄母亲说：“大难临头，人人都往郊外跑，我怎么能把儿子从郊外叫回来？何况我不会写字……”但李公度左磨右磨，杨芳龄母亲终于在李公度代笔的字条上盖了手印。
李公度急忙派人将“鸡毛信”绕道飞送南岸广益中学。杨芳龄是个孝子，母命不可违，即刻下山返城。李公度在煎熬中等了半个时辰，终于等来了他眼中 的“救世主”。但是，杨芳龄为难的说：“我是个教书先生，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李公度近乎哀求的说：“芳龄兄，你总不能眼看重庆市民遭受生灵涂炭而无动于衷啊！你必须以刘湘督办‘外事顾问’的身份，去与英军舰长谈判啊！”
但退兵之计是什么，杨芳龄也心中无数。然而，除了义不容辞地单刀赴会舌战群魔之外，别无选择。
李公度一次、二次、三次……派专人向刘湘报告：
“杨芳龄同意了”。
“杨芳龄出发了”。
“杨芳龄走上木船，站在船头，用‘旗语’通知对方”。
“英军用望远镜观看，以‘旗语’回答‘欢迎杨先生’”。
“杨芳龄登上了军舰……，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英军所有军舰的大炮旋转到平时的位置，而且又通通穿上了炮衣……”
终于，杨芳龄的“单刀赴会”，使重庆数万万市民免于再次遭到像万县那样的炮轰惨祸。
刘湘悬在半空的心，也落回原位，恢复了正常。
挽回危局后，刘湘万分感激杨芳龄的特殊功绩，提出要给他发一笔重重的奖金，2万大洋，杨芳龄谢绝了。刘湘说，我请你当重庆教育局局长，杨芳龄又谢绝了。刘湘奇怪的问，你一不要钱，二不要官，那你要什么？
杨芳龄答：“我是个教育工作者，建议甫公（刘湘号刘甫澄）在桑梓办一所大学，取名‘甫澄大学’或‘重庆大学’。”
刘湘说：“好，好，照办，叫‘重庆大学’好！”此后，很快成立了“重庆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刘湘任主任委员，刘湘的财政局长甘绩镛和杨芳龄任副主任委员。
甘绩镛奉刘湘之命，拨款2万大洋，任命杨芳龄为重庆大学总务长，负责选择校址、购买地皮、设计并兴建校舍。此后，杨芳龄乘小汽船、坐滑竿或步行，多次到沙坪坝确定位置、查看地形， 终于在沙坪坝买下重庆大学校址。接着，杨芳龄又请英国工程师，设计兴建一幢具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理学院， ，英国工程师采取了西式洋楼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的设计。现在，这幢“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古典式理学院大楼，是重庆大学仅存的建校建筑。在这幢大楼的中梁上，还刻有“落成的年月日”和“建校委员会主任刘湘、副主连甘绩镛、杨芳龄监建”等字样。
年秋，部分校舍落成，年，重庆 所高等学府——重庆大学宣布正式成立。
重庆大学建成后，刘湘有意让甘绩镛、杨芳龄任重庆大学副校长，但杨芳龄谢绝了，他只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首届招生主考委员、校董委员、事务长职务。此后，杨芳龄在重大理工学院建成不久，年即辞去重庆大学的任职，回到广益中学。
为此，杨芳龄立下两大功绩，一是与刘湘联手挽救了重庆数万万市民的生命、一是与刘湘联手创办起了重庆 所大学。
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开课典礼， 排左二为杨芳龄。
年重庆大学成立两周年纪念（菜园坝旧址）， 排中间穿白色西装的为杨芳龄。
年重庆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菜园坝旧址）， 排中间穿西装带领带的为杨芳龄。
年春，南京爆发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争生存；反内战，争和平”的口号。重庆23所大中学校为了声援南京的革命行动，也发动起学生运动，广益中学学生也卷入进去，学校顿时大乱。杨芳龄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就默退了多名闹事的学生。当时，杨芳龄错就错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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