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立风，原名“钟立峰”，父母希望他长大后能攀登高峰，为人立得住。但年，钟立风从故乡飘荡到北京追求音乐梦想后，他写信给家里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钟立风”。风，更加充满节奏、旋律和故事；尽管看不见，但时刻能够让人感受到，自在又逍遥。
“古代《诗经》里的‘风雅颂’之‘风’，指的就是民谣，是那些经岁月长河，历经漫长历史传统，散落在民间的歌谣。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命运和巧合，我成了一个民谣歌手！如今朋友说起我的名字，还总会说我像钟表一样，精准地确立了自己的风格。”钟立风笑称。
钟立风在《我们民谣》中演唱。
《麦田上的乌鸦》《在路旁》
边缘性的存在更属于时代的参与者
上世纪90年代末，校园民谣最好的时代正在消逝，是等待新民谣与之接轨的蛰伏时期。那些年沉浸于民谣创作的歌手们，像万晓利、马条、小河等，都在北京的酒吧驻唱维生，等待唱片公司的青睐。
钟立风也作为重要见证者，经历过那段新民谣萌芽的时期，直到年，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钟立风才得以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那时他住在北京德胜门的一间平房里，每天坐27路公交汽车到安定门，再倒一趟车，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天通苑。当年万晓利曾住在那里，抱着一台新电脑尝试将乐器和电脑结合。钟立风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在路旁》的最早版本，就是万晓利做的编曲。
“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为什么是在路旁？钟立风解释道，这几十年间，很多人都会喜欢标榜或定义自己“在路上”。网上搜“在路上”，一下会出现很多同名歌曲，“这是一个现象，表明大家都十分自我、饱含激情和力量，勇往直前。但一直以来，我更愿意以‘在路旁’的方式投入生活。这样的一种角度很适合我，观察着、感受着生活的同时，也融入其中。”
钟立风年轻的时候。图片来自受访者微博。
此次参加音乐节目《我们民谣》，钟立风再次唱起《在路旁》后，他注意到了一些留言，很多朋友是听了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在路旁”的意义，甚至它的重要性，同时也感受到通过一首歌，人们能够在其中获得的温柔的力量。这样一种包容的、轻盈的、温暖的力量，是属于民谣的力量，或许正是当今的人们所需要的，“其实某种边缘性的存在，同时又随着时代一起转动，保持一种清醒，恰恰更是属于时代的参与者。历史滚滚向前，人如果总在路上，冲在正当中，往往会被裹挟进去而迷惑、失去判断，正像诗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路旁》曾被誉为“对浮躁当代的洗礼”。但很有意思的是，将时间拨回近二十年前，第一张专辑制作之初，钟立风其实并未想以《在路旁》作为主打歌和专辑名称，而是更喜欢《麦田上的乌鸦》。
“你歌唱着什么呀/是生命/是爱情/你歌唱着春夏秋冬/这轮回不变的四季……”这首歌是以梵高的名画《麦田上的鸦群》为灵感谱写，“一直以来我都深知，一个创作者他的孤独、他的边缘性、他的格格不入，他的‘不为人知’。但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些都是他的‘财富’。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时刻清晰地面对自我，时时自省，而后再面对外在世界，得以更全面和客观地表达一切。”
但彼时的钟立风还是一名新人，控制不了决定性的事情。其所属的唱片公司老板和同仁都觉得《麦田上的乌鸦》旋律不够“上口”，歌词也偏文学性，不够大众化，即便这首歌更加直白地表达着钟立风的自我。
“现在我觉得，这两首最初的作品对我各有‘意义’。《在路旁》旋律相对明快，尽管也是忧郁的底色，但它也轻盈，就像歌词所描绘的一幕幕普世风景。‘乌鸦’奠定了我一贯以来的自我表达，让我很早就明白，创作这条道路的‘寂寥’，唯有内心不断地丰富，才能抵御外在的清冷”。
《我爱你》
作为礼物献给余秀华
《在路旁》之后，钟立风一共出版了十张专辑。每一张专辑以及里面的歌曲，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钟立风，也是他成长和人生的展露。
从年发行的第二张《疯狂的果实》开始，钟立风更加注重表达人的情欲。“因为外在世界的不断推进、演化，各种纷繁世相的发生，其根源是人的古老又年轻的情欲在涌动。情欲不是色情，它是人的原动力。”钟立风说。
《我爱你》这首歌收录于年钟立风发行的专辑《爱情万岁》。这首歌谱自诗人余秀华的诗。钟立风记得那是年或者年的某天，他在大理参加一个诗歌音乐节。返京的前一天，他接到出版社编辑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余秀华在北京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此前，钟立风零散地读过余秀华的作品，很喜欢，于是叫编辑发了余秀华的新诗给他。当钟立风读到《我爱你》这首时，瞬间被打动。虽然诗名是“我爱你”，但诗歌里却没出现这三个字，唯有原始的、饱满的，甚至是粗粝的情感在节制地暗涌着；字里行间，是诗人面对宿命不卑不亢的叙述。
一开始是“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中间忽然又轻盈了起来，“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当看到最后——“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钟立风几乎一气呵成，没借助乐器，就完成了这首歌的谱曲。
下了飞机，钟立风直接打车到余秀华的诗歌现场，当场作为一份礼物，献给了她，“歌曲的间奏，我用口哨吹奏，是沉重生活之中的一抹明亮色彩，一丝灵魂的轻盈。后来这个歌曲发行之后，我看到有人留言：第一个发明口哨的人，他的心里是多么可爱啊。”
当年，导演范俭正在拍摄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我爱你》这首歌的处女秀也留在了这部纪录片里。“诗人以稗子拟人，痛苦而热烈、莽撞又多情地活着，尽管（也许）爱而不得，可是依坚持着、隐忍着、热爱着，多像我们每一个人。”钟立风说。
钟立风演出中。
当一曲民谣响起，忍不住想拥抱美好又苦痛的生活
新京报：为什么参加《我们民谣》这类民谣节目？
钟立风：开始我一直在犹豫，因为这些年我“自我感觉”找到了某种生活的“宁静”——通过写作、出书、出专辑和偶尔的商业演出，日子散漫且自由。在这样的前提和想法下，我也害怕自己适应不了“综艺”。
在举棋不定之中，我就“求助”朋友们，比如我给同行老友周云蓬打电话，问老周什么想法。老周，实在人，回答干脆，他说，参加吧，反正在哪儿唱都是唱。又说，这年头巡演票房太不稳定，动不动就取消演出，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希望借此票房会好一些。有一次碰到马条，马条非常“恼火”，质问我凭什么不参加，大伙儿都定了要参加了，“你以为参加了这个节目会让你的人设崩塌吗？告诉你，没人知道你，咱们没有人设！”
朋友都太好心了，都觉得不管如何，这对于我们这些“默默谱写、不善外事”的民谣人是个机会，根本没有那种“要在同一个比赛场上相互竞争的意味”，只是，既然机会来了，那么我们好好地把积攒多年的“十八般武艺”拿出来亮亮相。另外，我有一个老朋友和我说：“你只有在喧嚣中找到宁静，才是真正的宁静！”仿佛一语点醒我梦中人。
实际上，当节目正式开始，担心、忧虑很快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民谣”本身的原因，因为它是所有音乐类型里最接近生活的；或者说，民谣一词就是生活之意。节目进展过程中，特别舒畅，如同音符。我自己也觉得似乎真的在喧嚣中获得了某种自在。
新京报：如今再演唱过去经典歌曲的时候，会和当年创作时候的心境不同吗？
钟立风：每一首歌在不同时期唱，都会有不同的感觉。这跟阅读一样，同样一本书，在不同时期读到它，都会有不同的心得、感受。一部电影也是，早年看过的电影，过了几年再次看它，会发现原来导演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埋下了不同的线索。因为你在改变、在成长。所以平常我特别喜欢“重读”“重看”，也喜欢流连在一个城市我最熟悉的那一隅。在你熟悉的领域，一次次发现它的新奇和奥妙是非常快乐的。这也像你和你的爱人、朋友在一起的喜悦，因为对方总是会时不时地给你“新的面貌”——从心里生出——从而使你一次次感受到事物和情感的奇妙新鲜。
那些喜欢现场演出的歌者、乐手一定也是这样。相同的一首歌，在不同现场演出，要是每场都录下来，我们再次去听它，一定每一次都各得妙处。我很乐意唱起不同时期的作品，无论在家自己唱，还是对着观众唱，以此进入不同的秘密人生。
新京报：在音乐之路上，最迷茫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钟立风：我是在、年的时候，感觉陷入生活、情绪的低谷。那时，正是自己人到中年之时，恍惚间，感到一阵“生命的落空”，沮丧、困惑、无助。早前，觉得文学、音乐都是“解救”自我的方式，但那个时候，一切起不了作用。更糟糕的是夜夜失眠。幸运的是，这种糟糕的状况大概半年后渐渐消失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走出那个灰暗时期的。我记得一个诗人朋友告诉我，每天出门走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就像一块电池，把电量消耗光，没有一点力气，回家自然就会疲倦得倒头睡去。那时正是冬季，一到晚上，妻子就陪我出门顶着西北风走到几公里以外一个叫罗马湖的地方，冲着结了冰的湖面我迎风大声呼喊，给自己打气：“你行的！一切没问题！”
当然，最后还是音乐、写作给了自己出口。而自己在某个时候也仿佛得到了一种顿悟。痛苦和欢乐，不是截然对立的，就是一个圆圈，它们始终都在变换着，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不同时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一个哲学家说，黑夜是光明的秘密居所，黑暗、光明彼此依存。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将它换了个说法：“万物都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钟立风在社交媒体分享的日常生活。图片来自受访者微博。
新京报：当下时代的民谣和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民谣有何不同？这些年民谣有了怎样的变化？
钟立风：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歌曲，任何创作都一样。时代背景、社会内核、人的精神需求不一样，自然就会产生出不同的东西。现在的民谣人，个性化要少一些，就是说，他们写出来的歌谣，实际上和流行歌曲没有特别的不同，只不过在形式、编曲上，靠近“民谣”一些。我的意思，不仅仅是歌词的叙事上，在旋律、节奏上，也是偏流行化，他们歌曲的旋律走向、和声进程，也比较相似，听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他要怎么写。但这不是个人水平有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走向、变化，以及普通大众的需求，他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作品。
一个音乐人他的文学性，最重要的并不只体现在歌词上，而恰恰是体现在旋律上。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欧洲的歌谣，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意（听不懂）他的歌词，但他的旋律、节奏表达出来，我们马上就能感觉到它独特的文学性。所以文学性，是骨子里的、血液里的。而当今大家所认为的民谣，缺少的就是这种迷人的人文性。
民谣是需要土壤的，是需要很深的人文底蕴的，它能使听者情感得以升华，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抒情，讲述一段往事，抨击、影射或调侃。所以，当一曲民谣响起——尽管世界残缺、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你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要拥抱美好又充满苦痛和不确定的生活。这正像匈牙利作曲家约瑟夫·科斯玛（法国经典香颂、民谣《秋叶》作曲者）所说，音乐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当我们理解人性之后，重新地爱上生活。
新京报记者张赫
编辑佟娜
校对刘越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