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信息 http://www.t52mall.com/bdfzx/唐颖的小说的故事取材于日常，她擅长捕捉这些生活细微的冲突，但这些冲突无疑都会在你心中留下很多痕迹。她笔下的女性满溢生命力、忍耐力以及对物质的抵抗力，在挫折与困惑中不断实现自我生命的成长。上周五，唐颖来到上海百新书局，和作家、策展人曾琼一起，分享了她在昆明、上海、美国等地的文学、艺术经历，还同现场读者一起，朗读了她的近期推出的小说集《隔离带》《和你一起读卡佛》的节选书摘。在活动中，唐颖说道：“我的写作不仅仅是为自己，或是为了身边的那些女生，而是更希望唤醒大城市之外的女性意识。”1唐颖：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百新书局和大家见面，聊聊天。曾琼：唐颖老师很长时间是在美国等各个国家旅行，国外很多书店会有这样的传统，作家会自己来朗读作品，读者也很乐意参与这种朗诵会。唐颖：我在爱荷华的时候，那里有个书店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钟就有一个小时的朗读，有时候作家从纽约到旧金山，一定要去那个小城弯一下，朗读的传统已经坚持了60年。曾琼：我自己觉得，看书和读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今天其实是百新书局从7月3日重新开张之后，第一次邀请大家来参与现场朗读。我们的桌上放了唐颖老师的书，待会分享完之后，大家可以在书里选择自己喜欢的片段进行朗读。我自己是唐颖老师的粉丝，很多年之前，我就一直订阅《收获》杂志，唐颖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收获》上面，那个时候她还在美国，我还不认识她，我就已经在读她的作品了。最后她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唐颖身上有一种伍迪·艾伦的感觉，我读唐颖的东西时就好像在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知识分子、艺术家气息很重，我想这和唐颖的经历有关，所以我们可能要从你的背景、经历开始讲。▲百新书局直播间，唐颖×曾琼唐颖：我很高兴能得到曾琼老师的喜欢，曾琼老师本身也是个写作者。你的感觉很对，就是说我有文学和艺术的背景，特别是《阿飞街女生》里，我写了很多外外百老汇的经历。这也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先生张献是做先锋戏剧的。曾琼：我来介绍一下张献，非常厉害，是一位先锋戏剧家，很多先锋戏剧都是从他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唐颖：他是从80年代——第一个小剧场的戏大概就是在年、年，当时做过一个《时装街》，还做了《屋里的猫头鹰》，当时在上海，小剧场还没开始的时候，他算比较开创性的。现在他已经走到剧场外边了，他们有一个“剧场运动”，觉得戏剧不一定要在剧场里边，它应该走到社会上，就像博伊斯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人人都可以搞戏剧活动，所以我也受到他影响。其实我最早的时候也写话剧，年，也上演过，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继续。▲张献，先锋派戏剧家相比之下，我觉得写小说是一种更加自由的艺术活动。当年在纽约，我跟着张献走了六十多个剧场，都是外外百老汇的，我把这一部分的经历就写在小说里，《阿飞街女生》《初夜》里有，包括我这两本新书，《和你一起读卡佛》里的《你在纽约做什么？》，写了我在纽约比较详细的经历。大家知道作者再怎么塑造人物，每一个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你看福楼拜就说他自己是包法利夫人。所以我们的人生经验，到最后都是通过文字把它再现出来，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我内心的发酵、反省、思考，充满了我个人的一些生命体验。2曾琼：年，我们两个人在云南见面，云南有个艺术家叫聂荣庆，他写了一本书叫《护城河边的颜色》。当时我们去参加这本书的发布会，中国当代最著名的那些艺术家，像张晓刚、毛旭辉、叶永青全部都到场了。很感动的是墙上有他们早年的照片，每个人都很瘦、很穷、很黑，就是这么一群人，从80年代就在一起，现在都成了艺术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唐颖和张献也在，那个时候大家很感怀，我回来以后还写了一个专栏，好像是叫《致青春》，就是讲了这一代人的青春。唐颖：我算是半个见证人，昆明当年比较前卫的气氛，我是看到一点的，但那个时候也已经到了尾声。年张献和我一起回上海之后，张晓刚也从云南歌舞团换到了四川美院。年的时候，曾经给《萌芽》开了一个专栏，就叫《眺望边缘》，我写了四个人，第一个就写了毛旭辉，然后第二篇是张晓刚，第三篇是叶永青，第四篇是毛杰。本来是想他们二十多个人可以写，但是写每个人的时间太累了，所以我就中断了，没有写下去。但是我回顾了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包括后来他们的发展，因为我也经常去云南，大概五年去一次，我是看着他们从无名的、贫困的艺术家一点点走成功。曾琼：变成了拍卖行上的“几千万”，最近一次拍卖张晓刚的作品是拍了三四千万吧。我来补充一个背景，我有一次跟叶永青聊天，他说八十年代时，所有的文艺女青年都不会跟艺术家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艺术家都很“地下”，都很贫穷，她们都是跟着诗人在一起。80年代是诗歌最活跃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艺术家看着诗人是充满了嫉妒和愤怒。后来到了年左右有了改变，艺术有了拍卖市场，有了专业化的可能，所以突然发现了美丽的文艺女青年都跟在艺术家后面，诗人后面完全没有人，诗人就开始很愤怒了。唐颖：他和张晓刚、毛旭辉不太一样，他是比较早就在四川美院待下来了，张晓刚他们还经历了毕业分配，一段非常落寞的时间，大概有四五年，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们的迷茫的时间比叶永青要长一点，然后他们就回到昆明，天天搞那种大的party。昆明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气氛，我说《眺望边缘》就因为他们是在边境城市，所以他们整个生活姿态也是比较开放的。因此我当年在写那个文章的时候，跟张晓刚聊起，他就是说当年昆明开放的气氛是他后来成长的一个重要背景。毛旭辉说“艺术是我们八小时之后的事，是星期天的事”，因为他们都是被分配到国营单位，毛旭辉是给电影公司放广告，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无聊，但为了生存也没有办法。曾琼：我觉得“艺术是我们八小时之后的事，是星期天的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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