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末期，台湾流行音乐在校园民歌时期后进入崭新阶段，青春正盛的黄金时代，诞生了许多偶像歌手：小虎队、城市少女、红唇族活力四射，载歌载舞，刮起一阵阵尖叫和追逐旋风。
但是，对刘长灏来说，「那个年代歌手是没有『自觉』的，就是穿得漂漂亮亮，唱歌跳舞，由唱片公司主导所有事情。」
现任绿光剧团演员与表演学堂主持人，剧场人称「大熊老师」的刘长灏，当年从传奇性的「兰陵剧坊」投入由倪重华创办的唱片公司「真言社」，将戏剧表演方法与音乐结合，建立一套独特的艺人培训法。透过这套培训法和独特理念，真言社培养出一批在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界看来「完全就是异类」的个性摇滚、嘻哈歌手与团体，包括震铄一整个时代的林强、伍佰、张震岳、罗百吉与LABoyz。
我要看到，你的特质在哪里？
刘长灏年进入真言社担任企划，主要工作是办演唱会和跨年节目，有天，他录节目到一半，老板倪重华突然对他指着林强说，「欸，长灏，你把这个人训练训练，他半年后要开始做唱片。」
刘长灏一脸疑惑转头看向身边，模样非常「朴拙」的助理林强，问他，你会写歌？林强讷讷回，就慢慢练习啊。
莫名其妙接到培训歌手任务的刘长灏，便硬着头皮，试着把自己在戏剧系和剧场所学全部传授给林强，但大约过了一周，林强就抗议剧场那套对他的音乐没有帮助，例如一首歌只有三分钟，根本情绪刚开始培养就结束了嘛。一筹莫展的刘长灏，跑回兰陵剧坊向金士杰求救，想不到听完难题的金士杰倒是摩拳擦掌：「这蛮新鲜的，好！我们来发明发明！」于是接下来，刘长灏几乎每隔一两个晚上就会抱着一瓶酒去和金士杰等剧场人切磋讨论，花了一两个月，总算规划出初步的歌手表演训练法。
刘长灏把这些全新招式，用在林强身上实验。几个月后，想不到，这个不但会词曲创作、会跳舞而且还大反其道唱着台语歌的林强──这个宛如从平行时空长出来的林强──竟然一炮而红，红到连真言社自己都吓了一跳。
到底是什么武林秘笈这么有用呢？「真言社找到了一个工作型态，让歌手可以真正『做自己』。」刘长灏缓缓说。
八〇年代末期台湾偶像团体，唱片公司仿照日本包装流行艺人的模式，从取艺名、造型、路线到歌曲专辑，都由公司一手主导，艺人听任摆布。偶像不用创作，不用唱现场，只要负责打扮得漂漂亮亮，在电视上跳着由编舞老师依照歌曲编好的舞蹈。
而当时的刘长灏厌恶这种千篇一律的模样。他说，倪重华主理的真言社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帮艺人决定任何事情，一切从艺人本身出发」。例如林强初试啼声的〈向前走〉，MV在彼时刚刚新落成的台北车站拍摄，那段造成模仿风潮的舞蹈，便是刘长灏陪着林强用一个多月慢慢摸索完成的；他作为培训者，不干涉任何事情，只是耐心地从旁协助，帮助林强把音乐和身体合而为一，从肢体找到自己的特质和记忆点。
「我跟他说，你找你身上最精采的部份给我看。比如说你很会玩手指，就玩到极致嘛！你很会抖肩膀，就让你的肩膀成立嘛！你觉得这样跳很舒服，就这样跳。你要在当中感到开心，你的身体要在音乐里面。」
会震撼观众的，是从灵魂里根生的东西
要打磨出属于每个歌手的个人特质，让他们从中发光发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只歌手一开始都不太习惯，对刘长灏来说，更是充满挑战。
彼时真言社培训伍佰，倪重华一口气把整个团交给他。刘长灏说，伍佰那时还叫做吴俊霖，老是挂在嘴边的一票西洋音乐和乐手，刘长灏很多都不认识；为了做好这个培训工作，为了帮助伍佰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刘长灏知道，他必须先好好理解伍佰这个人以及整个乐团的「脉络」──于是他每天跟着团员练团，看着团员吵架，陪伴团员喝酒；他研究伍佰的吉他，借伍佰的唱片，最后还自己买了一套在家仔细听。
不只如此，为了更深入了解伍佰，刘长灏还去到伍佰当时在公馆蟾蜍山上的租屋处做「田野调查」。「一进去我傻了。」刘长灏回忆，从嘉义上台北打拼的伍佰，蜗居在眷村破旧的平房内，屋内四处漏水，整个家里乱七八糟，唯有房间保持好好的──因为里头除了一张床，还放着伍佰珍爱的两把吉他，和一堆音乐唱片。「你就慢慢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
刘长灏回忆，主打歌「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中间间奏较长，他曾要伍佰自己试着编舞。伍佰起初有点抗拒，「他说，蛤我要跳舞喔，我说这是属于你的表达机会！」于是伍佰想了想，主动提议，他要三分之一跳舞，三分之二表演吉他。刘长灏不解地问，啊吉他是要表演什么？伍佰只是神秘兮兮地说哎你看了就知道了。
当表演开始，间奏一下，只见伍佰不慌不忙地拿起一罐啤酒，不是拿来喝，反而哗啦哗啦狂野地用啤酒罐刷起吉他弦──这一刷，刷出了时间也难以磨灭的伍佰经典动作，也刷出划破台湾音乐时代的声音。
这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动作，无法取代的个性，也是真言社旗下每一个艺人在培训中必须找到的精神特质。
你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你才会知道你在里面快不快乐。
刘长灏直到现在仍笃定恳切说。当歌手站在台上，唱的是从灵魂长出来的声音，舞动的是从体内滋生的韵律，那么，无论帅不帅、漂不漂亮，无论唱的是台语还是华语，听众都会被这股独特而强大的力量给深深迷住。
不做偶像只做音乐人的真言社，太怪了
「我们太怪了。」刘长灏笑着叹了一口气，「那时候得罪了很多人。」
八〇年代电视节目大部分都有两个桥段，游戏和打歌，但凡艺人要上节目打歌，都得先配合玩一下游戏，而刘长灏说，林强不愿意玩游戏，只唱歌。「你一个新人，你谁啊你？凭什么？」外界自然出现批评的声音。
再例如伍佰，罕见的摇滚乐团编制，必须演出live，否则魅力就施展不出来。但人家偶像歌手上节目打歌，放音乐、对嘴，十分钟解决，伍佰表演得要有鼓、PA、吉他、喇叭麻烦得不得了，刘长灏必须低声下气向一个个大哥大姐拜托，硬是帮伍佰乔棚内现场演出。
真言社对音乐和演出的坚持，惹恼一竿子业界前辈。到后面，真言社甚至请来制作人王治平，协助训练艺人自己学制作唱片。「这也是不得已的。」刘长灏苦笑，必须什么都自己来，是因为没有人想要帮「要求很多」、「很难搞」的真言社做歌和录专辑。那时候的刘长灏做唱片带艺人，常常白天处理工作，晚上还要进录音室，录到两三点，回办公室补眠，隔天直接再战，妈妈还以为他成天在外面玩、睡旅馆不回家。
然而，真言社这样的坚持和原则（与爆肝），不只为听众带来如林强、伍佰等焕然一新的台语摇滚创作、台湾第一个嘻哈团体LABoyz，更带来一个台湾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可能性──在一次又一次成功之后，大家开始慢慢理解真言社无法妥协的文化与理念，他们许多眉眉角角的演出坚持，才慢慢被音乐圈、被观众所接受，而台湾流行音乐，也步入九〇年代的盛世起点。
真言社的艺人，都不是在台上站着唱歌的歌手，我们要做的是全能音乐人。
刘长灏说，「这也是舞台剧的概念啊，是一个剧场工作者，不是只是演员。」从剧场跑去做唱片，从培训歌手又回来培训演员，说自己「对人比较有热情」的刘长灏，如今依然在幕后，陪伴每个人从身体语言中找到自己。
「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你永远不会、也不必变成他。是吧？」大熊老师既严厉又温暖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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