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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月27日，狮子山下，达叔走了。作为金牌配角，吴孟达曾演绎众多小人物，他们有过悲欢，犯过错误，自暴自弃，挣扎生存，自我安慰……尝尽人间心酸，道尽社会百态，贵在真实，触动人心。
谨以此旧文，缅怀达叔，缅怀已流逝的香港电影。
“香港，是座孤岛。”
在电影《花样年华》中，周慕云（梁朝伟饰）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与苏丽珍（张曼玉饰）在一条昏暗的街道上见面，周说：“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你先生的”。
苏丽珍伏在周的肩头哭泣，之后他们乘坐汽车离去。
苏丽珍在车里说：“今晚我不想回家。”
……
导演王家卫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氤氲不明、惆怅温婉的爱情故事：
年代的香港，报馆编辑周慕云与太太搬进一座住户多是上海人的公寓，和某家日资公司的贸易代表陈先生与太太苏丽珍成了邻居。
怎料，周先生的太太却与苏女士的先生勾搭成奸。
于是，周慕云与苏丽珍试图商量如何对付自己的另一半。
这对在婚姻中被抛弃的可怜人，在彼此试探、慰藉中，暗生情愫。
不过，理性的克制、道德的约束，令他们不断地压制内心的情欲。苏丽珍反复强调：“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再加上动荡年代的交织，周慕云与苏丽珍在寂寞、无奈、伤感、失落、压抑中煎熬与挣扎，演绎了“二十六身旗袍、三场雨、两个人”的一生遗憾。
《花样年华》是一部极度精致的怀旧经典。
它犹如一首朦胧诗，悲伤痴缠的音乐，色彩饱满的画面，精简冷淡的对白，苏丽珍精致的妆容及得体的旗袍，周慕云整洁的西装及一丝不苟的头发，在昏暗的灯光下和寂寞的空间里，抒发了王家卫难解的上海情结。
出生于上海的王家卫，早年随父母移居香港。他对这座童年记忆中的城市有着极其浓厚的感情。王家卫的电影中总是流露出一种迷幻般的旧上海。
新浪潮之前的导演、编剧、演员，与战乱中南移香港的上海人一样，他们对上海的情感是真实的、清晰的、伤感的怀念。
生在新上海、长在香港“黄金时代”的王家卫，并未真正经历民国旧上海，但受穆时英、施蛰存等作家的影响，他对上海产生一种朦胧的“想象”：
精致的道具应用及浓烈的“上海滩”画风，用蒙太奇手法完美呈现，令人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他将所有情怀都放在这部电影里，成就了不一样的上海人和不一样的王家卫。”
作为“恋物癖”的暧昧高手，王家卫善用一件旗袍、一个钟表、一个回眸、一段留白，曲折地、欲说还休地表达其朦胧与纠结的复杂情感。
《花样年华》中，王家卫巧妙地运用苏丽珍身上旧上海的旗袍款式之变化，映射女主人公内心之波澜，有一种上海滩之厚重、深沉、孤寂的带入感。
张曼玉垂柳袅袅的身姿，似乎为上海滩旧式旗袍而生。在昏暗的路灯下，苏丽珍轻靠贴满民国广告的暗黄外墙，纤细的手臂挽包低垂，不敢抬头直视周慕云。美若芳物，婉婉动人，我见犹怜。
王家卫在影片中放入了三首NatKingCole的歌曲，据他说，NatKingCole是他妈妈当年在上海时最喜欢的艺人。
当周慕云与苏丽珍在街角相遇时，《QuizasQuizasQuizas》响起，黑胶唱片的磁性沧桑，低徊玩转的怀旧曲风，与苏丽珍的曼妙多姿融为一体。“或许，或许，或许”，舒缓而流动展现二人纠结的情感。
合身的旗袍、精致的眼线、怀旧的音乐以及端庄的云鬓，将人带入昔日夜上海的灯红酒绿、小资怡情的朦胧情怀之中。
但它明明是发生在香港六十年代的爱情故事。
“王家卫所观察的这座城市，既是香港，又是上海。”
在王家卫的电影中，香港是一个混杂的香港，上海是一个朦胧的上海。他时常用艺术渲染之手法，将这两座城市浑然于一体。将他与这一代香港人，对香港的情感及身份焦虑，以若有若无、如梦如幻的场景，以及纠结、沉郁的爱情作为隐喻。
“王家卫对城市的暧昧性与爱情的态度如出一辙。”
王氏电影大多讲述同样的暧昧故事：男女在情欲中纠葛、痴缠、求之不得又追悔莫及。当暧昧到最深处，彼此心知肚明，但都不挑明，偏偏差一分一毫，不越雷池一步。
王家卫的高明之处在于，从春光乍泄之时，又迅速切换为晦暗的基色，从不给人痛痛快快一次，撩拨你体内压抑的情欲方寸大乱。
没有直白露骨的表白，没有赤裸裸的情色画面，却总能昏暗的氛围中逼近高潮。
这是一种犹豫纠结的情绪，以及沉郁、压抑的偷窥快感，香港人长期埋醉其中。
王家卫承认：“我创作《花样年华》的全部灵感，来自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来自于周旋主演的《长相思》里面的主题曲《花样的年华》……”
在《长相思》中，中国正在艰苦抗战，上海沦陷，沦为四面楚歌的“孤岛”。影片歌曲《花样的年华》：“蓦地里这孤岛，笼罩着惨雾愁云”。
在那时，香港又何尝不是孤岛。这在座太平洋西南角飘荡百年的孤岛上，战乱南下的移民者，变成时代的“遗民”，甚至沦为望北孤魂。
时光飞逝，从上海到英殖香港，再到今日之香港，花样的年华已经过去，香港人心中依然缠绕着周慕云的画外音之问：
“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给我一起走？”
苏丽珍，没有勇气去给出这个回答。
周慕云，没有勇气等到苏丽珍的回答。
01
“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
——《阿飞正传》，
“无根鸟”，戳中了一代香港人的泪点。
《阿飞正传》，这部比《花样年华》更早的作品，同样是王家卫执导，同样是年代的香港，同样是苏丽珍，同样是张曼玉，同样是纠结的爱情。男主角同样是令女人无法抗拒的男神——张国荣。
影片中，英俊潇洒、放荡不羁的旭仔阿飞，在售票员苏丽珍（张曼玉饰）、舞女咪咪（刘嘉玲饰）之间缠绵后，抛下一切负担以寻找生母之名义下南洋，最终死在了异国的列车上。
“无根鸟”犹如一杯苦咖啡，港人一饮而尽，而依然口渴难耐。
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旭仔，从小无生母陪伴，与王家卫一样，同样是来自上海的移民者。
阿飞，把自己优雅地比喻为“无根鸟”，战乱中逃难至香港的移民者，又何尝不是称自己为“无根鸟”？
“香港，是一座移民与流亡者的城市。”
香港的时代，始于战乱时期的移民潮。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为《花样的华年》中的“孤岛”，大批政客、商人、文人、艺人及难民南下香港避难。
年香港沦陷之前，人口暴增至万，其中约75万来自战时赴港避难的移民。
这批移民者仅仅将香港作为临时避难之所、非久留之地，毕竟上海才是当时远东大都会，号称“十里洋场”。
然而，香港沦陷后，大量难民又不得不向海外移居，或回迁内地。
年初香港只有98万人，年5月更只剩65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移民者北归，商人、艺人重返上海。
怎料不久，战乱再起，这群人又折回香港避难。
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万。
刚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查良镛（金庸），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年）。
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蜂拥入港。罗湖口岸最高峰之际日通行过十万。
这一年，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出生于广州、年仅8岁的黄沾，随父母移居民香港；梁羽生也来了。
年，香港人口已飙升至万。
这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就像太平洋上的浮萍，政治势能及人口迁移的波动，都深深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命运。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大量难民无法就业，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有大量难民露宿。
部分楼宇住着有钱的上海人。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守在楼梯口，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所幸的是，国际组织支持香港快速了成立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捐赠大量物资。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40%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10%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
或许，真正的痛苦不是经济拮据、生活困境，而是“回不去”的漂泊感，以及殖民文化下的不安全感。
本想临时避难，怎料沦为阿飞口中的“无根鸟”：北归遥遥无期，扎根无处寻根。
移民，变成了“遗民”。正如这座漂泊的城市，被大清天朝遗弃；又被英国人嫌弃——英国最初试图得到舟山群岛，一直不重视香港的开发。
这构成了香港社会思潮的底层基因。
“香港成为一个流动的‘伤城’。”
昨日的摩登，已是一场残梦。
南移的电影人、艺人、文人，将内心深处的流离心绪，投射到作品上。这仓皇乱世、劳燕分飞的年代，有些人放纵自我，享受末世般狂欢，制造“口红效应”。
此时，香港电影，主要是南移的上海人撑起来，国语与粤语平分秋色。所以有香港电影源于上海之说。
香港的“娱乐教父”邵逸夫，将上海的娱乐模式迁移到了香港。
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在中学时与包玉刚、赵安中、包从兴为同乡。邵逸夫早年赴上海就读，后在沪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进入娱乐圈。
受战乱冲击，邵逸夫将影业迁移至香港、南洋一带。
二战后，各派都将香港作为角逐之据点，电影成为输出文化力量的工具。邵氏兄弟的影业公司，在香港遭遇“电懋”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夹击。
年，邵逸夫回港以32万元买下清水湾一块地皮，兴建邵氏影城，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市场最终占据了主导权，香港娱乐业进入邵氏兄弟时代。
邵氏影片具有非常浓厚的“怀旧民国风”、“上海滩情结”，电影人喜欢以“武侠”为主题表达离国漂游的乱世情怀：
“张彻拍了近百部江湖故事，不厌其烦地叙述乱世恩仇；李翰祥则借历史奇情以怀古；胡金铨的武侠中，把时代背景放置在乱世明朝以隐喻香港的离散经历。”
张彻在上海长大，与蒋经国关系不错，在香港加入邵氏后，拍摄了《独臂刀》、《金燕子》、《十三太保》、《马永贞》等佳作。
为了拍《十三太保》他在香港某处搭外景，由于电影过于血腥，导致忌讳的村民和剧组冲突，由此也促成了邵氏片厂的建立。
李翰祥、胡金铨，与马力、沈重、宋存寿等七个人，在年除夕夜九龙界限街号结为异姓兄弟，称为“七大闲”。
胡金铨在邵氏拍摄了香港第一部新派武侠片《大醉侠》（年），郑佩佩出演女侠金燕子。之后，胡金铨还在台湾拍摄了《龙门客栈》。
李翰林，是邵氏早期的顶梁柱，于年经上海，持导演沈浮介绍信赴香港投石问路。
加入邵氏后，李翰林拍摄了古装彩色黄梅调歌唱片《貂蝉》，以及斩获票房冠军的《杨贵妃》。紧接着，李翰林趁热打铁抢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此片创下年度票房总收入八百余万新台币的纪录。
在香港，李翰林刮起了一阵黄梅戏旋风，迎合了当时移民者的文化怀古情结。
与梁羽生一起工作的查良镛，弘扬前者开辟的新武侠之风，从年开始以“金庸”为笔名，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年宣布封笔，退出侠坛，金庸整整写出了一副“对联”，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武侠世界。
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将满腹才情、乱世豪情、家国儿女，都投掷于武侠之中。
在金庸所有武侠英雄中，乔峰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巅峰。乔峰，武功盖世、侠肝义胆、悲天悯人，一生光明磊落，胸襟气吞山河，但却因身世问题屡遭小人暗算，江湖追杀，痛失爱妻。
乔峰是一个天生注定、无法挽回的悲剧式英雄。乔峰一直在追问：我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在“乔峰”与“萧峰”之间煎熬，他“没得选”，最终为了宋辽民族大义，被迫自绝于雁门关外——这一悲剧开始的地方。
乔峰之死，无数人怅然泪下，揪心自问：这是“南移影人”的集体悲剧吗？
五六十年代的金庸武侠影片，具有非常浓烈的“民国风”、戏曲风。
年拍摄的《神雕侠侣》，南红饰演第一代小龙女，谢贤饰演杨过，金庸亲自任编剧。出生于广东演艺世家的南红，从小就拜在粤剧一代宗师红线女门下学戏，也是在战乱时移居香港。在这部只有4集的影片中，南红的画风颇具戏曲感。
“每一个移民背后的故事都可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张爱玲擅长用细腻的手法，描绘香港移民社会的众生相，在60年代创造了一系列喜剧作品。其中，《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等“南北”系列，展现了香港移民混居、混音、混杂的市井生活。
不少影片直接展现了移民者艰辛的生活及相思之苦，如《长巷》、《擦鞋童》、《苦儿流浪记》等。
其中，《苦儿流浪记》片中，北方市镇的风土人情，孤儿小梅被遗弃的悲惨命运，以及颠沛流离的流浪路途，勾起不少人的思乡之情。
影片尾声，耍猴艺人倒毙雪夜，小梅失去了流浪途中唯一的依靠，独自走上返乡之路。这让无数飘零海外的移民者及南来影人，感同身受、怅然若失。
香港这一代“南移影人”，飘荡在香港这座“孤岛”上，他们自认为遗珠弃璧、遗黎故老，
将经历乱世苦难之后的遗风余泽、孤苦飘零、北望无期，酣畅淋漓地泼洒在武侠江湖中，买醉在故国梨园乡愁里。
他们才华横溢、拾旧还珠，令我理解“敝帚自珍”之深意。
02
年3月22日，李小龙的《精武门》横空出世，轰动全球，票房打破亚洲记录。
剧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扛着日本人送来的“东亚病夫”牌匾，只身来到空手道馆，暴揍一群日本道员和教练。了结后，李小龙将“东亚病夫”撕烂，让日本道员生吞。
归精武门途中，陈真将公园门外一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木牌匾一脚踢烂，并狠狠收拾了日本人。
李小龙逼真的打斗，及陈真的民族大义，无不令人拍手称快，爱国情绪爆棚。
不管是《精武门》，还是《龙争虎斗》、《猛龙过江》，基本上延续了战后香港对家国情怀的慰藉，以及反殖民文化的试探。
不过，其实此时的风格正在悄然切变。
影片在打斗设计上去除了“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更多展现出不侮辱智商的自信。
年代开始，影视公司、电影人出现了一些新的风貌：自信与奋斗。
李小龙在美国出生，成长于香港，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李小龙身上没有旧上海的影子，展现出一种新青年的风尚。他曾自信地在一张便笺上写道：
“我的明确目标是，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东方巨星。从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声誉。到年，我将会拥有万美元的财富，那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做到了。就在《精武门》上映四个月后，李小龙举家迁入新购置的私人别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栖鹤小筑”。
此时，香港几十万移民、难民、工人，与李小龙一样，正在为自己及家人的幸福而奋斗。
年暴动之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英国了改变对香港的统治策略，重视香港本土利益，推动产业转型，建设福利住房及公共设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受北部经济封锁影响，港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经过战后20年的沉淀，当年的南移者逐渐老去，亦或日渐从漂泊离愁、故国惆怅的情绪中平静下来。
本土出生年轻人，包括“移二代”，渐渐成长。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53.8%。
新一代港人没有“遗老遗少”之负担，他们富有朝气、自信，且锐意进取。
《精武门》的制片方，正是日后与邵氏一争雄雌的嘉禾电影。
嘉禾创始人邹文怀、何冠昌曾是邵氏的肱股之臣，他们都出生于香港。
其中，邹文怀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新闻处，主持“美国之音”。加入邵氏后，邹文怀担任副总经理，成为邵逸夫的左膀右臂。何冠昌，则是梅艳芳的义父。
年，邹文怀、何冠昌创立嘉禾电影，告别了邵氏时代的上海滩画风及怀旧情怀。嘉禾电影成立第二年，即成功捧红李小龙，佳作连连，口碑爆棚。
在香港电影史上，嘉禾的成立，代表着时代的切换。随着朱石麟、卜万苍等资深上海影人相继谢世或息影，嘉禾接棒邵氏，掀起一股电影“新浪潮”。
不过，年李小龙在港猝然离世。嘉禾立即调整创作路线，转向多元化喜剧与动作片。
年，许氏兄弟加盟嘉禾，推出《鬼马双星》，大获全胜，开创了喜剧新路线，荣获当年票房桂冠。
从此，香港电影从故国怀旧向社会喜剧转变，从江湖豪气之武侠片、民族正气之武术片，向轻松娱乐之动作片、喜剧片切换。
这种切换，与当时香港的经济转变分不开。
年11月，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吸引内地居民非法进入九龙和香港岛。内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
香港在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狮子山下发展黄大仙工业区。这里附近密集的寮屋区，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临时居住场所。
狮子山下寮屋区的9万居民，后来成了制衣厂、电子厂、塑料厂、金属制品厂的产业工人。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经常轮班、加班。
他们将目光从昨天转向明天，脚踏实地，敢打敢拼，艰苦创业，改善了家庭收入，实实在在地干出了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东方明珠”的荣光。
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显示：“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
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
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
此单元剧播出了多集，持续时间达21年，徐克、许鞍华、方育平、刘国昌等都曾担任过该剧导演。
《狮子山下》，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嘉禾许氏兄弟《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卖身契》等社会讽刺性喜剧，颇受香港本土市民的喜爱。
其中，许氏兄弟的《半斤八两》是香港喜剧电影的里程碑，是香港本土文化的经典之作。
在影片中，刻薄姑寒老板与厉害伙计、呆傻伙计，一起追踪婚外情、追债、对付捣乱者、抓小偷。
许冠文冷面诙谐，许冠杰高大威猛，许冠英傻里傻气，整个故事贯穿着打工仔自嘲的黑色幽默，令打工仔在捧腹大笑之中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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