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场，附设于茶舍之内，却是成都人娱乐的天堂。边喝茶边听评书、竹琴、扬琴、清音、金钱板、相书、谐剧等曲艺节目，是成都人日常娱乐活动的一种。不过关于成都人的日常娱乐活动，唐人段成式早在《酉阳杂俎》中记述当时的成都“子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借过生日之机请戏班和评书艺人捧场，必是官宦商贾人家的时尚之举。最早可追踪到东汉陶制说书俑，“击鼓说书，喜形于色”。
过去四川称戏曲演员为“蜀伶”，宋人岳珂就说：“蜀伶多能文，俳优率杂以经史，”可见民间艺人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到了清代，不断从外省传入的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衍生出许许多多散发着浓郁四川乡土气息的艺术品类，而评书或者“说书”则是这些品类中最坊间、最接地气、最反映市井民情的一种。
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成都曲艺盛况时说道：“清唱扬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这里的《哭五更》是一出地方曲艺品类，在全国各地有各种版本，通常是讲述旧社会的新娘哭嫁词，种类繁杂，说唱起来清冽沉郁同时又哀婉动人，这实属底层民间的“口白生活”。
到了晚清时，成都只有四川扬琴和四川评书等少数曲种才能在茶馆内进行卖艺活动。其他曲种进入茶馆卖艺时，则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了。民国时，书场大都为专场，比如扬琴书场的鼓楼北一街芙蓉亭、听评书的北打金街香荃居、唱竹琴的东城根街街口的锦春茶楼，中城公园的乐观茶铺、扬琴票友聚会的北打金街天一斋、提督街的知音书场、西御街的安澜茶园等，都曾是成都活跃的书场，吸引着大量的粉丝。这安澜茶社在二楼上，看起不大，书场有一百二十个座位，却是川西地区有名的，既能品茗，又能欣赏四川扬琴的娱乐场所，也是名人经常汇聚之地，店招是著名书法家毛畅熙题写。它与对面的德盛茶社遥相呼应，在德盛演出的是老成都熟悉的曲艺名家，曾小昆的四川相书《丑断桥》、杨庆文的竹琴《水漫金山》、吴晓楼、吴遐林的相声《歪批三国》等精彩节目常常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曲艺界涌现了李德才的扬琴、贾树三的竹琴、曾炳昆的评书和李月秋的清音等四大名演员，被誉为四川曲艺界的“四绝”。
李德才后来活跃于百年书场历史芙蓉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夜夜摆场，座无虚席。他的戏路非常宽，什么样的旦角都能唱。小旦、花旦、闺门旦、青衣旦都难不倒他，最感人的还数青衣旦。一九三六年三月（民国二十五年），李德才先生应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之邀与郭敬之、廖学正等人一同前往上海灌制四川扬琴专辑唱片三十八张。当时成都的报上说：“沪上归来真阔哉，洋琴清唱数德才，婉转歌喉重一时，洋琴新入播音机”。
关于竹琴有两个故事值得摆一下。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剧趣周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便披露了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和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文学研究院的西门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成都华西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语言时，不仅慕名到各剧院和书场追听过贾树三的演唱，而且还带着钢丝录音机到现场录制过贾树三的演唱。
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龄写了一幅长联悬挂在书场内，上联是：盛世之元音已杳，今又逢师旷重来，绝技出瞽盲。最好是杨素还妻，李陵饯别，浔阳送客，子胥渡芦，串生旦丑净而各有神情，慷慨激昂惊四座；下联是：历年之国步多艰，只赢得长沙痛哭，幽怀寄弹唱，恍如闻渐离击筑、雍门抚琴、越石吹笳、祢衡挝鼓，从忠孝节义以扶维维教，发扬蹈历足千秋。
《成都通览》中游玩杂技部分记载：“相书经警局禁止，然俗不伤雅者，成都只有李姓说得好，名李相书。每日工钱六百文，夜间三百文，住东华门一瞎子耳”。这位“李相书”，本名李相成，在成都有传徒二人：大弟子邹明德，善犬吠马嘶，兼演戏法；二弟子曾炳昆，能编善演，勇于创新，使相书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曾炳昆还十分注重借鉴其他艺术形式以充实曲目，如他创作的《双灵牌》便是根据话剧（时称文明戏）《谁先死》改编而成，他所表演的《人之初》、《绕口令》则得益于北方传统相声《歪讲三字经》、《绕口令》。抗战时，曾炳昆“每日午前在新南门外茶社表演，午后在外北曹家巷圣清茶园献技”。
清音大师李月秋嗓音清亮甜美、滋润柔媚，尤其擅长晶莹剔透的“哈哈腔”而自成一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有“成都周璇”的美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喜欢清音和学唱清音的人陡然增多，“满城皆唱《放风筝》”。拜她为师的学生遍布巴蜀。书场、剧场、收音机里，都能听到清音美妙的旋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成都警察当局在换发茶社书场的营业执照登记证时，成都的曲艺书场共计二十四处．分布在七个分局的管辖范围内，以一分局为例有：东大街的“留芳”书场，演唱四川竹琴为主；湖广馆街的“聚圣”书场，以音乐演奏、滑稽表演、川剧清唱为主；长胜街的“集贤”书场，以演唱四川清音、四川竹琴为主；东大街的“正义”书场，以演唱四川扬琴、四川竹琴、口技、双簧；交通路的“交通”书场，以演唱四川竹琴、四川相书、四川扬琴为主。
一九四九年之后，曲艺日趋正规化，相继成立两个实验书场，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艺人归宿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又进一步对成都曲艺书场进行了完善，确定了成都的曲艺书场总计有一百四十二处，曲艺演员总计五百余人，其中大型书场八座，也先后涌现出了大量艺人，他（她）们传承着四川曲艺的精神。
美国《迈阿密论坛报》记者威廉·蒙塔尔班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成都，他在《四川的说书艺人》里说：“说书这个行当几乎同他们所讲的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一样悠久，一样受人尊敬。”，不过，“说书艺人正在悄悄隐退，像他们所塑造的达官贵人一样不久也会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随着娱乐活动的多元化，书场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也逐渐走向式微。李伯清的散打评书、罗小刚的新派评书……还在继续书写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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