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始终站在文化潮头浪尖的上海，是古典音乐落地中国绕不过去的一个桥头堡、一块风向标。
如今，名家名团来访上海已是家常便饭，上海观众不用远赴德奥英美，在家门口便能享受一场场高品质的音乐会，和欧美观众零距离零时差看戏。
古典音乐在上海发展的蓬勃之势毋庸置疑，过去十年，它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我们请来与上海古典音乐共生共长的三位乐评人，从他们切身的角度，回看过去十年上海的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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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乐评人顾超还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大二，学生没什么钱进音乐厅，听古典音乐普遍停留在下载阶段。那时候的上海偶尔有一些重要演出，但不会覆盖到每一个月，一旦有重大演出，往往会引起很多人瞩目和讨论。
年4月，波利尼，上海音乐厅
那一年，他印象里最深的一场音乐会，是4月意大利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到访上海音乐厅，这是波利尼第一次来上海开独奏音乐会，也是他唯一一次来上海。
“最高票价上千，这在当时是很吓人的，但还是非常抢手，很多业内人士都去了。从演出前到演出后，这件事轰动了几个月，大家一直在持续性地讨论。”
因为囊中羞涩，文化消费的意识也不强，顾超后来放弃了这场演出，因为同样的原因抱憾的，还有当年2月上海大剧院的两场音乐会——指挥家伯纳德·海丁克携芝加哥交响乐团访沪，这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第一次到访上海，也是现年91岁的海丁克唯一一次到访上海。
年2月，芝加哥交响乐团，上海大剧院
年，乐评人李严欢已经在唱片公司任企划，比顾超幸运的是，他不仅亲见了海丁克的风姿，亲听了“芝加哥之声”，还连续听了两场——第一场有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第二场有马勒《第六交响曲》，乐团第一次来就诚意十足，起点很高。
“芝加哥交响乐团声名在外，在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中，它的综合实力也是最强。其他四个团都来过中国，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唯独芝加哥交响乐团没来过，那年2月，它终于来了，还是在元老级指挥海丁克的带领下，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从年到年，李严欢数了数，芝加哥交响乐团在海丁克、马泽尔、穆蒂带队下，连续来了上海4次，“从前遥不可及的乐团来了4次，由此也可以看出，上海古典音乐这十年繁荣发展的状态。”
年，乐评人杨宁正在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档案室工作，顺便做着音乐会的翻译和文案介绍。身处上交第一线，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年1月，新一任音乐总监余隆走马上任，带领乐团进入新时代，带来不少新气象。
他记得，单是邀请艺术家方面，与上交合作的世界级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越来越多，“以往我们只能在唱片上听到，只能隔空仰望的大家都来了。这一方面得益于余隆的朋友圈广泛，艺术家资源丰富，另一方面，上交改制，成立了理事会，资金方面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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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乐评人普遍认为，上海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真正迎来大繁荣大发展，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品质不错的音乐会，是从年以后开始的。
“这十年的繁荣不是一朝促成的，而是前十年累计起来的，我将上海大剧院年的落成，作为上海演出市场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标杆。”
李严欢总结，前十年，一方面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厅等不断邀请名家名团来沪交流，上海的剧院、市场、观众渐渐被外国熟知，外国艺术家也更多地表现出来中国演出的欲望；另一方面，上海各家剧院、各个乐团也在不断做艺术普及，打开了公众的艺术视野，引领了观众走进剧院的习惯。
“前十年我们可能还在摸索，还在补课：哪些大牌没来，我们要请进来；有些乐团是不是真的顶尖，我们要验货；观众真正的兴趣点在哪里，我们还要探路……渐渐地，剧院领行情了，观众见世面了，我们知道了当下什么是最好的，世界正在流行什么。”
有了前十年的积累和铺垫，李严欢认为，上海算是步入了一个正式的轨道，“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厅、上海交响乐团都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艺术品质的建立，来上海演出的剧目有了门槛，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没有什么太多的轰动，所有事物都在平稳地发展。这是一个好现象。”
年9月，德国科隆歌剧院，上海大剧院
顾超对年上海世博会印象尤深，世博会不仅极大促进了上海的城市建设，也给上海带来了丰沛的演艺资源，很多大型演出借着赞助的名义、政府的支持来到上海。也是从那时候，他开始频繁参与到演出中去，比如在上海大剧院看《尼伯龙根的指环》。
年9月，德国科隆歌剧院制作的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了两轮，每轮都包括《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耗时16个小时。8场演出吸引观众人次，平均上座率93.8％，最后一场《众神的黄昏》甚至超过％，创造了国内歌剧演出的新纪录。
“这标志着国际一线的歌剧院开始在中国演出难度超高的作品，同时标志着以吴氏策划为代表的经济公司的崛起。”顾超说。
年11月，柏林爱乐乐团，东方艺术中心
与此同时，与上海大剧院隔江相望的东方艺术中心在前总经理林宏鸣带领下，持续性地酝酿和策划“世界交响名团计划”，世界交响名团纷至沓来，很多上海观众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世界交响名团的“集邮”和“打卡”。
年，上海交响乐团从湖南路搬到复兴西路，有了专属于自己的音乐厅，乐团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年，上海交响乐团迎来建团周年，与DG公司联合推出唱片，登台琉森音乐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逍遥音乐节，国际知名度空前提高。
年5月，阿格里奇，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除了策划高品质音乐会，十年来，上海交响乐团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一个传统交响乐团所承担的角色，比如，举办夏季音乐节，创办上海乐队学院，举办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国开展“中国艺术拓展计划”。
“在欧美甚至在日本，一个交响乐团未必要做这些，但在中国，需要有人、有机构来做这些类似‘基建’的事情。”杨宁认为，十年来，上海交响乐团不间断推出大动作，创下了许多个第一，极大促进了中国音乐生态良性发展，“它不只是一个乐团，而是一个旗舰型的文化机构。”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上交十年来变化巨大，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乐迷，都是上交十年变化的受惠者。乐迷应该记住这些成绩。”李严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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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之下，三位乐评人不约而同认为，上海古典音乐如今的演出质量、演出内容，和欧美已经没什么差别。名家名团来访上海是家常便饭，很多新戏刚出来、很多新人刚红起来就会被上海请来演出，鲜有让人翘首以盼的大牌乐团和大牌艺术家，也鲜有持续讨论数个月的音乐会了。
“艺术家愿不愿意来，来了之后愿不愿意把这个城市推荐给别人，这些都很重要。比如，指挥家西蒙·拉特尔、钢琴家安得拉斯·席夫来了上海后，都很喜欢这个城市，他们就会向全世界推荐，而他们的推荐是很有影响力的。也因此，我们的演出阵容是不输给别人的。”顾超说。
如果要说差别，李严欢认为，主要差在演出频率、演出密度上，就像上海人听惯了上海交响乐团，柏林人听柏林爱乐乐团再平常不过，同一套曲目在柏林可以轻松演出三四场，但在上海很难一口气演这么多。
交响名团如今来上海，常常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演经典，如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等“老三篇”，一方面也会带来不太常听的曲目，内容更新鲜更多元，满足上海观众越来越挑剔的口味和耳朵。
比如春节过后即将到访东方艺术中心的波士顿交响团，其中一场会演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另一场会演巴托克《管弦乐协奏曲》，这首曲子在上海演出的频率就不高。
“这样两套曲目，既顾及到了刚刚入门、想领略大团风采的观众，也顾及到了相对资深的剧院常客。这也和剧院经验的积累很有关系，他们有了自己的选择和品味，又会顾及不同观众的想法。”李严欢说。
年5月，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上海音乐厅
交响乐之外，顾超观察，十年来，室内乐也有了质的飞跃。
一方面，上海音乐学院投入巨大资金，从学术上推广室内乐。另一方面，上海音乐厅开始专攻室内乐，上海大剧院也有“一个人的古典”，东方艺术中心有“未来大师”，上海交响乐团有“上交之星”，室内乐品牌遍地开花，室内乐演出隔三差五。这在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任何一个作曲家的创作履历里，室内乐往往绕不过去，而要想完整地了解一个作曲家，聆听他的室内乐不可或缺。比如，贝多芬写了9部交响曲，却写了16首弦乐四重奏、32首钢琴奏鸣曲，室内乐在贝多芬的创作篇幅里明显占比更多。
相比交响乐，室内乐更阳春白雪，但其发展好坏，往往更能检验一座城市的音乐素养。从室内乐来看，十年来，上海古典音乐发展的专业度明显更高了。
年10月，法国繁盛艺术古乐团，上海音乐厅
上海古典音乐发展在专业度上的另一处提升，是巴洛克音乐从冷门变成了热门。
这一方面得益于上海音乐厅连续多年系统性地邀请世界著名的巴洛克古乐团，上海大剧院、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也在不定期举办巴洛克音乐会。另一方面，钢琴家朱晓玫年在上海献演巴赫《哥德堡变奏曲》，以一己之力带起了一股巴洛克风潮，舞蹈版、爵士版、室内乐团版《哥德堡变奏曲》纷至沓来，连带着巴赫也更受欢迎起来。
年7月，乌特·兰帕，夏季音乐节，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另外，顾超观察，上海各大剧院开始有意识地策划一些音乐品牌，特别是一些主题性的音乐节，比如，上海音乐厅有mini音乐节，兼具学术性和观赏性，上海交响乐团有夏季音乐节，在跨界里拓宽古典音乐的边界。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艺术节，比如上海大剧院的马林斯基艺术节，是一个全方位打通了歌剧、芭蕾、交响的高水准艺术节。
十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从象牙塔走到了社会中来。比如杨燕迪、陶辛、王勇、韩斌、田艺苗，他们的身影频现上海大剧院的艺术课堂、上海音乐厅的音乐午茶、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地图，与观众零距离互动，用风趣幽默的讲座带领更多人走近古典音乐。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在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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